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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新的一本传记，相比Reinhard Doerries的那两本在细节方面更为完善，所述内容也比较多，对RSHA的介绍十分详尽，考虑到前者是Allied Interrogations，后者则侧重于职业生涯。
选译内容为一些有局长的部分。
第一部分 建立帝国保安局
舒伦堡在1933年至1936年间的职业生涯使得构建目的论的发展这一说法看起来十分具有说服力。例如，什洛莫·阿伦森(Shlomo Aronson)曾指出，舒伦堡的职业生涯是在他成为波恩学术圈的线人后才开始慢慢发展起来的。在舒伦堡被引荐之后，阿伦森得出结论，舒伦堡的报告一定引起了保安部柏林总部的兴趣，导致舒伦堡在“法兰克福内部行政部门”开始接受各种任务，以及作为保安部任命的特工被派往法国执行外国情报任务。接下来，舒伦堡在国家秘密警察办公室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从那里被调到保安部总部。然而，考虑到舒伦堡不仅达到了他的实习要求，以及其早期职业生涯中出现的不同背景，阿伦森可能夸大了目的论这一主旨在舒伦堡早期人生道路中的意义。舒伦堡则敏锐地意识到，自己在年轻时就已经获得了许多机会，他会见了“各级官员” ，他们“都是最友好、最有礼貌的” ，“每一扇门都似乎向我敞开，仿佛有某种看不见的力量在背后默默地操作。” 顺便说一句，舒伦堡开始相信莱因哈德·海德里希是背后协助推动他上升的动力，这是舒伦堡自我意识的一种有趣的体现，他认为保安部的头子在积极支持一名25岁或26岁的司法实习生的职业发展，这种假设显示出他极大程度的自信。有关舒伦堡的记录却并不支持他的这种假设，乔治·布劳德则将这种想法归入舒伦堡的幻想。不过，舒伦堡的许多直系同事、朋友和敌人似乎都认为舒伦堡受到了海德里希的特殊保护，这些谣言———纯粹的谣言———很可能极大地提升了舒伦堡在人们心中的地位。毕竟归根结底，海德里希是否真的在照顾舒伦堡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每个人都开始相信这一点，并据此采取行动。对于海德里希来说，舒伦堡的确是他眼下最需要的人才，并且在一个正确的时间出现在了他的面前。他受过良好的教育，适应能力强，因此毫不奇怪，希姆莱和海德里希都“注意到这个有才华的年轻人”，舒伦堡看见并及时抓住了这些机会，成为海德里希身边一名尽职尽责的下属。受教育程度低却才华横溢的人们正在创造令人叹为观止的事业，而对于一个像舒伦堡这样受过良好教育、有才华、适应能力强且勤奋的人来说，则更是前途无量。
在20世纪30年代的最后几年，在莱因哈德·海德里希的指导下，瓦尔特·舒伦堡在保安部的队伍中迅速晋升。从1938年开始，海德里希便开始利用舒伦堡接受的法律训练、他对关键行政问题的敏锐理解、他作为谈判者的能力以及他对成功的热切渴望，不断地达成目标并取得事业上的成功。海德里希开始依靠舒伦堡来解决一些复杂的法律和行政问题，由于前者与维尔纳·贝斯特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舒伦堡成为了海德里希的首选法律专家。到了1939年底，舒伦堡已然凭借自己的能力和雄心在盖世太保系统里担任部门主管，并获得新星的称号。他和海德里希以及他的妻子莉娜的关系很好，而且和海因里希·希姆莱的关系也越来越好。这一进展是如何产生的，它对瓦尔特·舒伦堡个人、 保安部和纳粹德国情报安全总局的发展又意味着什么呢。
1938年和1939年，安全警察和帝国保安局之间长期酝酿的机构间的冲突终于浮出水面，其各自的领导人也因此卷入了一场影响深远的争论。最初的问题是有计划地将安全警察和保安部，即一个国家组织和一个典型的政党组织合并为一个整体。这一系列的进程，使得党卫队国家安全部，即帝国安全总局最终于1939年成立，更重要的是安全警察和保安部的角色与作用都得到了明确的规划与定义，这大部分都是舒伦堡的功劳。这场争论引发了一场关于安全警察和保安部职业道路的辩论。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令人好奇的发展，因为后者的辩论转向了问题的核心：将由谁来领导新的国家？这又将基于怎样的资格判定？ 归根结底，问题在于纳粹革命能够走多远，以及这个新兴国家及其即将建立的帝国在激进主义和意识形态上的定义如何，它是否会取代德国原本的官僚和公务员传统，创造一个新的领导阶层？ 这场辩论引发了两个人的对立：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和维尔纳·贝斯特，前者代表的是社会民主党，没有大学学位，后者代表的是国家安全警察，具有法学博士学位。海德里希和贝斯特友好合作了多年，他们之间的协调运作对于将德国警方置于希姆莱的监督之下至关重要。两人都致力于服务国家社会党，但在谁将领导国家的问题上却意见不一：贝斯特坚信，意识形态坚定的法律学家，即被他称之为政治律师最适合担任领导职务。而海德里希更偏向于政治士兵，使那些以意识形态承诺为主要资格的人在国家中获得卓越地位，两人都想按照自己的形象建立一个新的领导阶层。
而在瓦尔特·舒伦堡方面，他很快便使自己在保安部的行政部门里占有一席之地。从表面上看，舒伦堡完全符合贝斯特满意的形象：他是一名训练有素的律师，一名官僚主义下尽职尽责的公务员，显然同样致力于服务国家社会主义。在研究海德里希将安全警察和保安部合并的计划时，舒伦堡起初对贝斯特关于领导资格的观点表示赞同，尽管他并不同意其中所描述的自己在保安部未来角色的立场。然而，舒伦堡很快意识到，如果他公开表达并支持海德里希的观点，会对他的职业生涯更有好处。在与贝斯特逐步升级并最终相当公开的冲突中，舒伦堡巧妙地扮演了海德里希首选法律专家的这一角色。这一事件不仅是提现舒伦堡那变色龙般狡猾性格的又一个例子，并且在这些晦涩却基础的辩论中，舒伦堡将自己定位为保安部的代表和一名杰出的专家，同时也开始展示他在未来几年磨练出来的一项技能：他有能力从基于意识形态的论点，转变为基于官僚主义的论点———然后以他和他的上司、即海德里希认为合适的方式再转变回来。这些争论和对舒伦堡在其中所扮演角色的认知，最终为我们补上了一个缺失的环节，用以理解舒伦堡的个性、战略，他对德国安全和情报体系未来的展望，以及他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
1938年3月12日，德国军队进入了友好欢迎他们的奥地利，正如之前口号所说的那样，把这个国家带回了“第三帝国的情报部门” 。在兼并奥地利的那一天，海德里希派遣瓦尔特·舒伦堡和阿道夫·艾希曼，即保安部的新兴犹太问题专家到维也纳。这些人随身携带着一份需被逮捕的政治和种族敌人的名单，这是艾希曼的任务，而舒伦堡则截获了有关奥地利军事和政治情报的文件。 事实上，舒伦堡的任务只是奥地利特别行动小组的其中一部分，随着这些情报和警察部门越来越为人知晓———就像艾希曼一样，他也是社会民主党的成员，因此舒伦堡应该没有参与行政事务。但德国小心谨慎奉行的原则在奥地利并没有得到严格执行，一段时间以来，奥地利成为了各种纳粹政策的实验室———而且不仅仅是针对犹太人。舒伦堡战后对自己“在奥地利逗留一个月”的描述自相矛盾，一方面，他自以为是地强调了自己在奥地利的职责和扮演的角色是由于盖世太保海因里希·穆勒的出国所导致的，但给人留下的印象却是，他代表了人们通常所说的“盖世太保穆勒”，而另一方面，舒伦堡又试图将他在奥地利的活动构建为简单的法律和行政任务。
舒伦堡的下一个任务恰好与他在保安部未来的正式职位息息相关，因为他参与了关于安全警察和保安部未来面貌的富有争议的争论。有关这两个组织中与之密切相关的职业指南和道路规则问题，以及关于这两个组织未来合并到帝国安全总局的讨论。在这场辩论中，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和维尔纳·贝斯特相互对立，虽然舒伦堡曾对贝斯特的主张表示赞同，但他最终却站在了海德里希的那一边，从他的备忘录中我们可以得知，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和后续，是以海德里希取得胜利而维尔纳·贝斯特遭到驱逐为结局的。然而，舒伦堡在这场角逐中所扮演的角色依然值得仔细和详尽的讨论，因为他不仅仅为海德里希那卓越意识形态而战，还试图界定保安部在未来的作用、任务及其录用人员的资格，并为此提供必要的理论基础。因此，舒伦堡的备忘录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窗口，让我们可以尝试定义一般意义上的“保安部哲学” ，尤其是在将保安部视为一个组织的情况下。舒伦堡在将保安部的职责推广到情报部门这一过程中，作为一个独立的且掷地有声举足轻重的支持者，在这个过程中捍卫并且定义了保安部。这些辩论是我们理解舒伦堡的思想、首要目的、职业战略以及之后职位生涯的关键。在辩论过程中，舒伦堡变成了贝斯特所有计划的有力反对者，并将自己置于贝斯特继任者的位置上。舒伦堡后来获得的大部分权力、以及他的一些职位、都要归功于贝斯特最终辞去了他在安全警察部门的职务。舒伦堡为海德里希所做的这些意气风发雄心勃勃的工作，不仅心甘情愿，而且积极主动，这巩固了他与海德里希的关系，因为他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并被视为是海德里希的人，和他最喜爱的追随者，这使得舒伦堡的地位几乎高不可攀，不可撼动。
舒伦堡对保安部及其存在特性的捍卫大大取悦了海德里希，因为他随后要求舒伦堡考虑保安部将在未来扮演怎样的角色。舒伦堡还参与了保安部主要办公室第三部门的各种改组工作，并明确致力于保安部的未来。他现在要关注几个相互关联的问题：保安部作为一个情报组织的作用、它的资金来源、它未来的职业道路，以及它在国家安全部队中与安全警察之间的关系，同时如何作为一个单独的部门而与盖世太保独立开来。 这是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任务，因此鲁茨·哈赫迈斯特将舒伦堡称为“海德里希的帝国安全总局规划者” 。海德里希确实让舒伦堡起草了未来，帝国安全总局可以说是海因里希·希姆莱治下的最重要的恐怖和权力工具。
按照他的定义，保安部最终获得了认可。 不过，关于海德里希本人的想法和意见则是另一回事，舒伦堡同时也对此密切关注。海德里希在贝斯特草稿上的手写评论表达了他的不满，在评论所有候选人都应该学习法律的建议时，海德里希在空白处草草写道———这取决于一个人的能力和就业计划，法律应该是几个可选项目中的其中一个。贝斯特倡导强制性学习的理由在海德里希身上引发了一个巨大的问号，贝斯特区分法律学家和专家，而海德里希则愤怒地指出法律学家就是专家。几天前，海德里希曾反驳说，从五十年前开始，他就不希望党卫队成为一个“生产官僚和公务员的商店” ，而现在贝斯特的草案又唤起了这个幽灵。海德里希蔑视公务员，毫不含糊地拒绝给予法律学家任何权威。在他看来，两者都是旧体系的一部分。舒伦堡最终意识到海德里希的愤怒达到了顶峰，1939年4月4日，他在给海德里希的记录中写道，不可能只有学术界人士有权存在于党内，并建议对此采取明确的立场。显然，舒伦堡也对此感到十分愤怒，但这份愤怒究竟是发自其内心，还是只是海德里希那明显愤怒的反映，我们还尚无定论，然而考虑到舒伦堡迄今与贝斯特的交易，后者似乎可能性更大一些。几个月来，舒伦堡一直小心翼翼，采取了一种既非也非的方式，试图为没有法律背景的保安部成员找到一个领导角色，并且同时就法学学位的有用性促成共识。现在，舒伦堡明确地站在了争论的一方，他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了一个他认为前途更光明的人————莱因哈德·海德里希。
引人注目的是，舒伦堡对贝斯特的攻击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他曾简洁地评论贝斯特文章中的传记手法是一种品味问题，却对自己的文章几乎没有丝毫怀疑。舒伦堡随后形容法学家普遍傲慢，但他的潜台词却十分明显，即贝斯特是傲慢的。毫无疑问，最致命的是舒伦堡的声明：尽管他谴责自由主义，但贝斯特却没有完全否认它。简而言之，舒伦堡把贝斯特描绘成处于过渡时期的人，没有完全摆脱旧的传统，也无法完全超越它们。这是对一个层对纳粹警察的发展至关重要的人在个人方面的生动攻击，他为日后的种族主义提供了理论支持，海德里希一定对此十分高兴。
舒伦堡对贝斯特文章的反驳从未发表过，目前尚不清楚谁读过这篇文章，但是它一定产生了一些影响，因为这场辩论失去了一些热情。 海德里希和舒伦堡引起了贝斯特的注意。在意识形态方面，贝斯特绝不逊色于海德里希，只是他的方法更加传统：他认为法律学家能够从内部瓦解剩余国家规范。然而，在第三帝国成立的第六年，那些呼吁采取相对谨慎方法的人的数量正在下降，海德里希准备迅速而彻底地摧毁传统的国家政体、精英阶层及其发展进程。与此同时，为了反对法律学家在获得卓越地位，舒伦堡强有力地提出了一条独立但同样高薪、专业的保安部职业道路，并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处于新时代、能够认识到未来及其要求的人，他将自己描绘成贝斯特的反面形象。
这些观点是否能够反映舒伦堡的意识形态信仰？ 战后，舒伦堡不遗余力地宣扬他对正当程序的信仰，或最多把自己塑造成对纳粹意识形态的一种警惕，远离任何意识形态化的、激进的、具有破坏性的和非传统的活动。舒伦堡最初对贝斯特提议的积极反应表明，他的个人观点可能更接近贝斯特的观点，而不是海德里希的。 但舒伦堡没过多久就清楚地嗅到了风向，他当然知道如何迅速而有力地获得信任———或接近信任。通过围绕《我的奋斗》构建自己的论点，舒伦堡使得自己和自己的著作无懈可击。
舒伦堡所倡导的大多数目标———有些显然是按照海德里希的要求而提出的，都没有实现。 然而，1938年和1939年对舒伦堡和保安部都十分关键，在这个关键时期，在奥地利被吞并期间夺取文件，并在罗马-柏林轴心国成立时在意大利进行安全检查，这些可能都是很有意思的活动，但舒伦堡所参与的关于职业道路和建立帝国安全总局的讨论则是完全不同的事情。 在这里，他立足于和RSHA领导人物之间的联系，与海德里希建立了亲密的关系。当有复杂的问题需要解决时，他就会成为海德里希的首选法律专家———迄今为止，这个职位都是由维尔纳·贝斯特充当的。 舒伦堡满怀热情地接受了这项任务，他和贝斯特一样受过专业的法律训练，虽然不如后者那样经验丰富，却十分适合海德里希的需求。 由于年龄、经验和性格方面的差异，舒伦堡显然对海德里希构不成威胁，也不是他的竞争对手，反而在其与贝斯特的冲突中成为了他热切且忠诚的代理人。 然而，关于职业道路的讨论最初让舒伦堡犹豫不决。他最初的贡献表明，他同意海德里希关于保安部作为未来情报机构的角色和任务的理论。和海德里希一样，舒伦堡也不希望看到保安部在安全警察温暖的怀抱中渐渐消失。很可能是舒伦堡对保安部及其特性的明确辩护，最终说服了海德里希委托他在这个问题上做进一步的工作。然而，舒伦堡最初并不反对为法律学家提供一个显著的位置，并且也对贝斯特的建议表示了认可。不过很快，在加入这场游戏之后，他很快就意识到谁才会是最终的胜者。舒伦堡有力地就表达了海德里希的观点，并对此表示支持，随后使自己成为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善于寻找最合适的方式来推进海德里希议程的人，能够很容易地利用基于意识形态的反对来驳斥正式的论点，反之亦然。 瓦尔特·舒伦堡是保安部旗下的一名官僚，他想留下一个印记，想进一步发展自己的事业，并且想在帝国安全局的未来有所作为。他是一个正在崛起的人，即使在他职业生涯的目标尚未确定的时候，他也会抓住每一个机会来推动自己的事业。
未完没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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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2-8 08:2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