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那是1952年2月底的一天，距离纽伦堡审判已经过去了五年。我作为一家巴黎日报的特约记者受邀在意大利北部撰写一系列文章，并因此和一些意大利朋友在马哲雷湖畔度过了星期天。我喜欢这里，但是从早上开始一场冰雨就下个不停，天色看起来毫无放晴的希望。我开车沿公路返回米兰，天很黑，几乎像是已经到了夜晚。突然之间，在韦尔巴尼亚和帕兰扎交界的地方，我租的车坏了。道路由于结冰而没有车辆往来，我只好听天由命，徒步去寻求帮助。
在大约走了三四百米之后，我看见不远处的山坡上亮着一盏灯，一座大别墅矗立在白霜覆盖的树林中。大门是开着的，我穿过中央小路，来到门前按响了门铃。一个意大利男仆来给我开了门，我向他解释了我的处境，他允许我使用电话，以便与当地的修车行取得联系，但同时也并不掩饰他的怀疑：“今天是星期天，而且已经很晚了。” 经过几次徒劳的努力我得到了一个答复，那就是他们只有到明天早上才会前来修理。就在我和电话争吵不休的时候，仆人不见了，当他回来时我告诉他我的困难，他微笑着告诉我别墅的主人得知了我的忧虑，提出愿意留宿我一晚的邀请。我很高兴地接受了这个提议，毕竟在这样一个寒冷的天气里出发去寻找一个房间的前景几乎是十分渺茫的。
我从车里拿回我的箱子，洗了个热水澡，换了身衣服，接着问起这栋别墅的主人。仆人带领我来到客厅，在一堆柴火前，我看到两个人正在用意大利语交谈。我得知这所房子的主人是一个米兰人，一位律师。他是一个大约四十岁的高个金发男子，有着开朗迷人的微笑，着装体面优雅。但当我的目光转到他的同伴身上时，他只是简单地将他介绍为一名来自瑞士的朋友。
在与他握手时，我好奇地打量着他。他那套米黄色斜纹软呢西装虽然裁剪得体，但套在他的身上还是显得十分松垮。他有一头乌黑的头发，妥帖地覆在两鬓；他的目光十分锐利，脸色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种接近棕色的深黄色，尤其是他那超乎寻常的消瘦，几乎使他的皮肤紧贴在突出的颧骨和凹陷的脸颊上。指间的戒指衬托了他眼里的光，但他的嘴唇却褪色发白。很明显，这个人正生着病，并且病得很重。
我们自发地采用法语作为我们的交流用语，意大利律师说话带有些皮埃蒙特的口音，而那个瑞士人也有些轻微的口音，听起来有些刺耳，这让我觉得他一定是来自苏黎世或康斯坦斯。
吃饭的时候，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总觉得这名瑞士人的面容十分熟悉。我在哪里见过这张脸？什么时候？因为什么？他是谁？但我是不可能想起这些的，这两个人都没有谈到他们自己，却对我目前在意大利的新闻活动提出了很多问题。
晚餐过后我们回到客厅，话题很自然地转到当前的国际政治，然后我们谈到了不久前才发生的世界大战，很快便我们谈到了纳粹义以及纳粹本身。瑞士人很少说话，但他的发言却很有智慧，波澜不惊，精准确切。我发表了一句关于党卫军的评价，表明我对那个奇怪的黑暗秩序非常感兴趣，这时他突然开了口，并且目不转睛地盯着我：“您为哪个机构服务? ”
听了这话，我顿时大笑起来。这不是第一次有人问我这个问题了，我向他解释自己以前的研究领域，以及我是如何进入国际新闻业的。我的职业使我密切关注近年来的各种审判，通过查阅各种档案从而成为一名现代史学家。也正因为如此，我才会自发地去寻找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目击者和经历过它的角色，并偶尔在世界各地会见大量的前纳粹子、党卫军法斯子或前两类的合作者。在谈话中我提到了一些名字、事实、地点和日期，最后有些紧张地说：“我便是通过这种方式了解到的第三帝国，我不为任何组织或机构工作，甚至不为法国情报局工作。当代历史让我兴致盎然，我的记者生涯使我广交熟人，工作使然，仅此而已。”
那个瑞士人专心地听着，目光一直聚焦在我的身上，然后说：“在这种情况下，我很惊讶你竟然没有认出我。”接着他立刻补充道：“我的名字叫瓦尔特 · 舒伦堡，我是德国情报局的头儿，按照你的说法，也就是帝国保安局。”
我惊讶得说不出话来。我怎么会认不出舒伦堡？自1945年以来他的面容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感到非常惊讶，这并不是命运第一次为我安排这样的会面，但是今天我这“俘虏”的等级非同寻常。一名“战犯” ，一个党卫军的高级官员出现在我面前，而我还刚刚和他一起用过餐，这对我来说真是一个稀奇的状况。
舒伦堡向我解释说，在战争的最后几天，也就是1945年5月初，他离开坐镇德国北部的希姆莱，前往斯德哥尔摩执行外交任务，目的是就驻扎在挪威的德国部队的投降以及他们在瑞典的拘留问题进行谈判。从五月某天开始，瑞典当局就将他软禁在家。然后他便开始写他的回忆录，如果胜利方不推迟引渡他的要求，这本书可以为他接下来的辩护提供帮助。六月初的时候他被转移到德国的英方占领区，然后在那里被转移到英格兰位于伦敦附近的里士满公园，并被关押在为情报人员专门提供的特殊监狱：肯辛顿的伦敦监狱。1945年年底，舒伦堡被带回德国，先是被关押在兰茨伯格的监狱，后来又被关押在纽伦堡。他本应在各种审判中作证，但他自己却在1949年4月2日被判处六年监禁。
两年后，舒伦堡由于健康原因获释。 “我得了癌症。”他在向我说明这点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情绪。他最初定居在瑞士接受治疗，但联邦认为他不受欢迎并将他驱逐出境。
我由于仍然受到惊吓的影响，因此听得心不在焉。 舒伦堡接着说：“我来到意大利，在这儿找到了一些老朋友，最终在帕兰扎定居下来。在米兰，我的健康状况使我不得不需要大量的关注和定期的治疗，很快我就要前往都灵向一位杰出的癌症专家寻求帮助。”
但实际上，舒伦堡在这场谈话发生的几周后去世。1952年4月2日，他被安葬在都灵的公共墓地。他至今依然躺在那里，但却没有石碑用来记录他的身份。
在我们于帕兰扎的谈话中，舒伦堡越来越多地谈到海德里希。显然，希姆莱那令人生畏的副手曾使他十分着迷，并且铭刻在他的记忆深处。一天傍晚，当太阳即将落山，并照亮了阿尔卑斯的最高峰时，我们在阳台上等待晚餐。落日的光芒笼罩着他的面容，使我几乎无法分辨他的轮廓，这时他突然开始用一种秘密的语气谈起他的前任上司。
他的声音里带着一种回忆往昔的恐惧，说道：“海德里希是个冷血的罪犯，他有着一种类似爬行动物般的凝视，常常使我感到毛骨悚然，并且如坠冰窟。我知道他的体内有致命的毒素，我从来没有遇到过与他类似的人，他的魅力———完全不同于希特勒的那种，是近乎于魔鬼般的。” 我向他说明“恶魔”这个词在我看来并不恰当，因为没有任何意识形态的因素，人们无法为他深刻的现实主义和权力意志赋予形而上学的特征。
我们一边说着一边走进餐厅，舒伦堡突然在落地窗前转过身来，专注地盯着我。他那含蓄的目光中闪烁着讽刺的光芒，也许是我的话使他觉得好笑，我感到他几乎要向我倾吐一些秘密了。“事实上，”他说，“海德里希的性格中有一些模糊的地带，在他的内心深处，某种复杂的东西总是困扰着我。在我看来，他的愤世嫉俗似乎是一种缺乏灵活性和脆弱的标志，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他的冷酷和固执是由于他那残酷的施虐倾向所造成的。但是还有另外一种东西：内心的忧虑（希姆莱在海德里希死后向我透露了这一点，卡纳里斯上将也可以证实这一点) ，那便是他的犹太血统，他的外祖母萨拉的身份导致了他公然奉行雅利安精英主义教条的野心。”
“希姆莱有没有给过你关于他具有犹太血统的证据？”
“没有，但他一定拥有它，卡纳里斯可能也有。有一天希姆莱对我说：“海德里希遭受着剧烈的痛苦，并且永远也无法恢复平静和放松，有东西在不断折磨着他。我经常和他谈话，试图帮助他，尽管我的信念坚定，我还是试图让他相信，由于德国血统的优越性，犹太人的血统是有可能被战胜的，我引用了他自己作为例子......当时他似乎很感激我的帮助，并因此松了一口气，但这种轻松并没有持续多久。” 帝国领袖的这些评论当时让我非常吃惊。”
“在众多国家社会主义领导人当中，海德里希在你心中处于怎样的位置呢？”
到目前为止，舒伦堡还没有给我看过他回忆录的手稿，我知道他每天下午都在写这本书。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而是回到自己的房间，回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个纸制文件夹，并将它放在桌子上。当时我们正在等一份热气腾腾的蔬菜通心粉汤，他回到自己的座位上，然后说：“我把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念给你听。”
当服务员为我们端上那道意大利国汤的时候，舒伦堡开始给我读那些他打印好的文字。
“海德里希是组成纳粹政权转向的隐藏枢纽，整个国家的发展方向都是由他那强大的性格间接决定的。他比他所有的同僚都要优越得多，并且牢牢掌控着他们，就像他控制着整个庞大的帝国情报机构那样。海德里希对他同伴的道德、职业和政治弱点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洞察力，并且有着掌控全局的天赋。他那无与伦比的智慧与猛禽的本能相结合，在危险面前，他总是保持警惕，并且随时准备迅速而无情地采取行动。他吸取并开发一些直觉告诉他有用的办法，可如果有必要的话，他也会同样迅速地放弃这些办法，任何在他看来是多余或者可能会带来危险的东西都会被他放置一边。他野心勃勃，就像在群狼中他总是最强大的那一只，并且处于领导地位。他在任何事情上都争强好胜，力求最好和第一，为此他不惜采用任何方法，欺骗，背信弃义，或诉诸暴力。他以一种冷酷的智慧让他的计划得以实施，而且完全不会产生任何良心上的煎熬，为达目的他可以把不公正压制到最残忍的地步...... ”
在这个时期，瓦尔特 · 舒伦堡已经进入了海德里希的亲密范围。但是亲密并不意味着友谊，我们邪恶的大天使是一头独狼，他没有、也永远也不会拥有一个真正的朋友。希特勒曾在他的葬礼演说中将他评价为一个铁石心肠的男人，但舒伦堡是党卫队政要中唯一密切参与到他家庭生活当中的人。七年多以来，这两位年轻的党卫军领导人一直保持着一种奇怪的关系，一半是工作上的，一半却是私人的。他们都怀有同样强烈的野心，两人的情感里同时包含了相互的钦佩、爱慕和仇恨。它是激烈的，戏剧性的，同时也是坚实的。这给了舒伦堡一个比任何人都能够更加深入了解海德里希的机会。在帕兰扎，后者往往是我们谈判的核心，舒伦堡对他身上一些品格的欣赏————即使有时他所列举的一些细节并不完全符合事实，但这种欣赏依然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从1935年春天开始，舒伦堡就定期和莉娜以及莱因哈德 · 海德里希一起出席柏林的上流社交场所。三个人时常一起参加音乐会，光顾剧院、电影院、以及艺术画廊。他们经常花费整个下午和晚上的时间用来打桥牌，海德里希带着一丝讽刺意味将之称为“温和亲密的家庭圈子”。然而事实上海德里希一家经常发生风暴，莉娜性格开朗，聪明伶俐，如果她有理由为丈夫的职务而感到骄傲的话，那么她却并没有享受到非常幸福的婚姻生活。海德里希自己承认了这一点，至少在一封私人信件中他是这样说的，毕竟想要了解到他那难以控制的性情况也不可能有其他途径。他的妻子也没有隐瞒这点，1961年夏天，她向英国历史学家查尔斯 · 威顿坦率地说：“是的，我的婚姻生活中总是充斥着女孩子们，很多女孩子。”
舒伦堡在向我谈到海德里希时也说：“这个内心冷酷的男人无法抗拒自己对性的渴望。他无法抑制、也没有任何防备地就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这项事业当中，并因此失去了他在其他行动中所具有的那种精于算计的谨慎态度。然而他总能及时地恢复自制力，避免发生过于严重的事故。他所拥有的女人数量是无法计算的。他是库尔弗斯滕达姆和亚力山大广场夜总会的王者，所有的经理、酒保、酒吧女招待和舞女都认识他，他是他们最好的顾客之一。他很少单独外出，大多数时候他都会带我一起去，或者让阿尔弗雷德 · 诺约克斯陪着他，有时还有海因里希 · 穆勒、格里 · 格罗斯或赫尔曼 · 贝伦兹。 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件可怕的苦差事，因为我们不得不忍受他那虚伪的欢乐，他佯装的热诚，以及并尤其是他那反复而无聊的任性。”
这便可以理解为何海德里希在说出“温和亲密的家庭圈子”时为何会带有残酷的讽刺意味， 同样可以理解的是他那遗孀所经历的痛苦。即使是三十年后，人们也不禁要问，在海德里希和他的妻子面前，舒伦堡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呢？
发表于 2024-2-7 15:25: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