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译】《Top Nazi Karl Wolff: The Man Between Hitler and Himmler》

墙头于我如浮云

        卡尔 · 弗雷德里希 · 奥托 · 沃尔夫（Karl Friedrich Otto Wolff）于 1900 年 5 月 13 日出生于达姆施塔特，这个家族在当地属于权贵阶级：他的父亲是当地一位富有的法官，姐夫是一名真正的伯爵，他父亲的一位叔祖曾在黑森大公卫队步兵团服役，并最终晋升到将军。出色的推荐信得以让沃尔夫高中毕业即被他父亲叔祖服务过的兵团录取，这在当时是一种荣耀，因为兵团以贵气闻名，虽然一年多后小沃尔夫就因《凡尔赛条约》的裁军机制惨遭辞退。

        1931 年沃尔夫刚加入党卫队时的军衔是低级党卫队二等兵，这让他觉得自己被严重低估，因为他听说有一位只比他早四个月入党的年轻人一来就获得了军官头衔，佩戴有着三颗星的领章。这个人是莱因哈德 · 海德里希。

        1932 年 2 月 18 日，沃尔夫跟随希姆莱参观一所位于慕尼黑新建的党卫队学校，在那里一位不知名的年轻军官发表了一次演讲，旨在为希姆莱命他建立的情报部门寻找志愿者，一些与会者私下说他加入党卫队的时间还不到 9 个月。那是卡尔 · 沃尔夫与莱因哈德 · 海德里希的第一次见面，后来他们共同成为了海因里希 · 希姆莱最亲密的幕僚。

        一开始，海德里希和沃尔夫互相视彼此为竞争对手，希姆莱曾表示如果自己遭遇不测，继任者将会从这他俩之间选出。因此虽然职责上几乎没有重叠，两人依旧看对方不顺眼。沃尔夫有时会愤怒地讲述海德里希和他的慕尼黑团队如何粗暴地搜查柏林同事的办公室，而海德里希则试图通过等级压制和服务时间差异（尽管很小）强迫沃尔夫对自己俯首帖耳。但他忽略了副官手中最厉害的武器：沃尔夫控制着希姆莱的日程表和电话。因此无论是谁想和希姆莱说话，都必须先通过沃尔夫——海德里希常常不得不等待很久，最后往往以两人之间的一场大吵告终。

        直到沃尔夫先提出议和。一天晚上，他们得以在柏林一家酒吧的同一张桌子旁坐下，当气氛足够放松时，他们又换场去了一家夜总会。在那里他们每个人都邀请到一位女士作陪，在这愉快的氛围下他们最终同意从现在开始，两人平日各司其职，遇事同仇敌忾，并将结盟一事向领袖隐瞒。作为希姆莱最亲密的两名顾问，他们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党卫队的目标和方针。两人很快就开始了各自在柏林的夜生活，只要他们的妻子还住在慕尼黑，他们在柏林就算临时单身汉。此外当他们在慕尼黑出差时，还可以使用同一套公寓以供娱乐，这套公寓曾被盖世太保用作密谋者的藏身之处。风流韵事上的了解和互助加强了两人之间的友谊，沃尔夫可以在海德里希掌控的权力机构（盖世太保和SD）的保护下绕过希姆莱从事某些冒险的生意，而海德里希则可以指望沃尔夫将一些自己的反对者们吹给领袖的耳旁风提前透露给他，以便尽快采取措施。

        同舒伦堡和当时不少人一样，沃尔夫抱怨海德里希的长相有些偏离北欧人种，但仅仅是为了强调他本人（金发碧眼，身材高大，浑身洋溢军人气质与风度）才是北欧人种的完美体现。他认为海德里希肚脐以上的身材可以接受，但他宽大的臀部太像女人，不符合德国人的审美。

        海德里希经常向沃尔夫抱怨自己的家庭问题，比如当他的妻子与他的下属瓦尔特 · 舒伦堡如此明显地调情时，圈子里难免会有一些议论。他本人曾向沃尔夫坦言只要不涉及底线，他会尽量容忍妻子的一些举动，毕竟她也容忍了自己的许多行为。至于舒伦堡的下场懂的都懂。

        因此当被言及从事的是 “所有职业中最可怕的职业”时，海德里希的回复是：“我必须这样做，换做任何其他人都可能滥用这一权力”，而他的妻子则立刻补充道：“沃尔夫先生就肯定会滥用它”——沃尔夫得知后愤怒地大骂这位德国最高级别的警官是个妻管严。

        沃尔夫自认不是一个激进的反犹主义者，战后他重申自己曾帮助过许多因种族问题而遇到困难的人，这一点后来得到了证实：他曾帮助过一位来自哥廷根的建筑师，因为他祖母的血统问题，他被禁止从事建筑行业；他设法让一位嫁入古老贵族家庭的老妇免于惩罚和集中营，尽管她是犹太家庭的后代，还违反了不许雇用雅利安女孩当仆人的禁令；他悄悄放走了曾在帝国国防军中担任军官、医生和财务官员的犹太人。他的密友海德里希在这项事务上给予了他很大帮助，在海德里希的掩护下，这些被迫害的群体能够以SD特工的身份偷渡出国。

        在莱因哈德 · 海德里希死后，有一段时间沃尔夫受命照顾海德里希的妻子和母亲。战争结束前几周，沃尔夫最后一次拜访了莉娜 · 海德里希，她当时依然住在亡夫生前居住的庄园里，并希望这座庄园可以变成自己的财产，直到苏军的逼近让其化为泡影。1945 年的一天，在意大利北部任职的沃尔夫在乘坐飞机回柏林的途中于附近机场短暂停留，特地去拜访了莉娜。彼时他对战争的结果非常清楚，他劝告莉娜 · 海德里希尽快撤离，由于苏军的存在，保护国境内的所有德国人在短时间内都将面临极大的危险，捷克人民更是扬言要复仇。

墙头于我如浮云

        沃尔夫在长刀之夜发生前对这个计划一无所知，直到行动开始前一天晚上才接到通知，立刻按指示带上洗漱用品、剃须刀和一件衬衫搬去了戈林在莱比锡的一处官邸，在那里他和另外两名副官主要负责行动的联络工作和抓捕前后的人员场地安排，三个人在接下来的七十二个小时里共接了七千多个电话，晕头转向，精神失常。战后他说处理这项任务让他非常难过，因为“这让我们对曾经并肩作战的战友采取了行动。”事件结束后党卫军的地位原地起飞，沃尔夫也从党卫队旗队长升为区队长，但他并不满意，根据他自己的说法，虽然他在那次事件中获得了领袖的特别信任，但很多同僚之间互通的信息和行动中的情谊几乎没有向他分享分毫，另外那些人在与他交谈和写信时都称呼他为“小沃尔夫” （“Wölffchen”），这让他感到很不正式。

        希特勒成名后急于改变自己当初在威尼斯给人留下的印象，在墨索里尼1937年9月于慕尼黑国事访问的25日至29日期间，一切庆典活动都被装饰得花里胡哨。被任命为党卫军临时部队（也就是后来武装党卫军的前身）中将的沃尔夫被指派为元首的荣誉护卫，虽然几乎不会说一句意大利语，但他高大英俊，金发碧眼，有军官风度，因此被视为纳粹领导层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是理想的德国英雄的化身。此外他有着成熟稳重的气息，谙熟军官阶层的礼仪，因此在和意大利进行正式访问期间总是能很快与当地政要和企业家们交上朋友，以至于后来每逢节假都收到他们的游玩或做客邀请。

        沃尔夫本人的高光时刻就发生在这次国事访问上。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阳台上观看党卫军阅兵，一排又一排的士兵从阳台下的水泥地上迈着普鲁士式的 “鹅步”列队走来，夸张的高抬腿给宾客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至于他决定回去后在意大利军队中也采用类似步法。铜管乐队以“巴登威勒进行曲”带领行进部队开道，当走在最前方的鼓手用指挥棒示意转向时，由于挥臂动作幅度过大，鼓棒被直直地扔上半空，在高处翻了个身，最后落在了水泥地上。此时距离第一批穿着黑色制服的党卫军士兵到达那个地方仅有几秒钟的时间，这一突发情况将不可避免地让许多士兵摔倒，发生踩踏甚至死亡事件，更糟糕的是对于东道主来说，他精英部队的窘态将被一览无余。千钧一发之际沃尔夫不顾所有规章制度和礼节冲到马路上及时叼走，啊不，是捡走了那根手杖，从而避免了一场严重的事故。他勇敢和机智的行为赢得掌声一片，并让在场的观众都长舒一口气，阅兵结束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与他分别握手表示赞许。然而此事后来却没有被载入史册，也没有被任何报纸文章和新闻节目提及，因为最高层不允许出错。

        对于国防军来说，党卫军大多是下层阶级的暴发户，对于党卫军来说，老近卫军是一群无可救药的守旧派，两方因此冲突不断，有着一张微笑脸的沃尔夫经常被请来平息事端。这位黑森大公亲卫队的前中尉会告诉他们，由于时机问题，他与自己的军事生涯失之交臂，因为《凡尔赛合约》的裁军机制，德国国防军在 1920 年将他辞退。沃尔夫很清楚为什么党卫队不愿亲自出面解决与军队之间的冲突——由于国防军军官们不经意间流露出的傲慢，党卫军们经常表现得像紧张的小动物一样，被迫暴跳如雷。

        希姆莱曾命令所有党卫军将自己的血型纹在左腋下，原因是在需要输血的情况下可以节省很多检查时间，医生可以腾出更多时间救助伤者。沃尔夫已经可以想象到这样做会带来什么后果：随着越来越多的党卫队士兵被俘虏，一旦留下的德国人被追责，就会有更多的人被俘虏。沃尔夫没能说服领袖放弃这个想法，他自己也生活在威胁之中，当两人一起运动（sports，不是那种运动）时，希姆莱偶尔会仔细检查沃尔夫的腋下。有一天希姆莱亲自派来一名党卫军医生来给他纹身，沃尔夫好不容易说服医生只给他在皮肤表层注射染料。希姆莱对此很满意——沃尔夫也很满意，因为一旦战争结束标记就会消失。但根据沃尔夫的说法，这一事件“损害了我俩多年以来良好的官方和个人关系。”虽然希姆莱在文件报告和谈话中仍然亲热地喊他“小沃尔夫”，当他们一同前往芬兰时，领袖还叮嘱他穿秋裤，因为那个国家太冷了。（那么问题来了，领袖怎么知道他平时没穿呢？）

        1943 年 2 月，沃尔夫被日益加剧的胃痛持续困扰。当他告诉希姆莱这件事时，领袖推荐了曾帮助自己治疗过类似疾病的按摩师费利克斯 · 克尔斯滕（Felix Kersten）。这位来自芬兰的医学从业者曾用他善于揉捏的巧手消除了希姆莱的胃痛、消化障碍、肠绞痛和呼吸困难，总而言之，这是一位神奇的医生。当沃尔夫接受党卫队队长戈特利布 · 贝格（Gottlieb Berger）的邀请去瓦尔特高（Warthegau）狩猎一头野猪时，希姆莱以长辈的名义劝阻了他，并在位于柏林以北 100 公里的克尔斯滕家附近为他安排了一次按摩。

        那次按摩后来被认为用心险恶，据说领袖甚至试图让沃尔夫的肾脏因按摩而严重受损，不管是真是假，沃尔夫在那次按摩之后的确是尿血了。当时著名的党卫军疗养院就在克尔斯滕家附近，于是沃尔夫于1943 年 2 月 18 日在致电那里的高级咨询医生卡尔 · 格布哈特（Karl Gebhardt）医生，并向他描述了自己的症状，后者告诉沃尔夫火速来院！拍摄的X光片上显示一颗比豆子还大的肾结石，只能通过手术切除。格布哈特告诉他手术可能会导致严重后果，根据他的经验，只有三分之一的病人能在如此困难的手术中存活。这对病人来说是相当大的打击，因此像任何不幸的人一样，沃尔夫想找个人来甩锅，于是他坚持说是希姆莱安排的按摩导致的，为的是除掉自己。根据医生的说法，沃尔夫怀疑希姆莱下令进行的谋杀按摩使他的部分肾脏在锋利的石头上研磨，导致败血症。但这几乎不可能，因为没人能忍受这样痛苦的过程。

        传记的主人公往往会刻意隐藏他们的家庭和情感经历，但沃尔夫不一样，他在起草其自我赞美的自传时不厌其烦地写了一整章关于他女人的东西。的确，在四十岁上的时候，他是柏林最有魅力的男性之一，继莱因哈德之后，希姆莱在他身上再次看到了党卫军的缩影——高大英俊，金发碧眼，既有军官的自信，又有绅士的风度。他能说会道，舞技高超，热爱装饰性制服，一口南德口音，这样的人在沉闷的德国普鲁士首都很容易交到朋友。考虑到当时有那么多女人明确表示被他吸引，如果他向女人求爱的话，女人很难拒绝。

        长刀之夜发生后，1934 年夏天，英格伯格 · 玛丽亚 · 冯 · 伯恩斯托夫伯爵夫人（Ingeborg Maria von Bernstorff）来到阿尔布雷希特王子街请求希姆莱在一次慈善活动中给予支持。据伯爵夫人描述，希姆莱的副官是一个 “穿着可爱浅蓝色西装的迷人金发男子”，在后续与希姆莱的会面中，两人已经开始打情骂俏，最终沃尔夫将一次偷情演变成了一场激情——不顾自己的军衔与地位，他坚持与原配弗里达 · 冯 · 罗梅尔德（Frieda von Römheld）离婚，然后娶了英格。

        尽管他有贵族情结，但英格并不如他想象中那样“蓝血”。她是汉堡商人鲁道夫 · 克里斯滕森（Ludolph Christensen）的女儿，后来嫁入伯恩斯托夫（Bernstorff）家族。沃尔夫倒数第二个儿子只比他最小的儿子早出生三个月，这不是大自然的奇迹，因为他们是同父异母的兄弟。1937 年底，怀孕的伯爵夫人来到巴伐利亚，为避免流言蜚语，沃尔夫求助于密友海德里希，因为海德里希在处理机密方面经验丰富，办事也很谨慎。在一位匈牙利同事的帮助下，海德里希设法给这位孕妇提供了新的姓名和护照，并在布达佩斯最著名的妇科医生那里为她安排了床位。

        1978 年当沃尔夫被问及为何会如此不顾一切时，他指出，自己那于937 年底出生在布达佩斯的私生子维杜金 · 托尔松（Widukind Thorsun）有着非常标准的北欧人种相貌。“我第一次婚姻所生的孩子虽然在种族和性格方面表现优秀，但因为他们的父亲是金发碧眼，而他们的母亲是棕发棕眼，所以他们的外貌并没有明显的北欧特征，而是父母双方的混合”。这句话的实际意思其实是： “我，卡尔 · 沃尔夫，党卫军最高级别的军官之一，如果把我宝贵的基因浪费在只能生出混血儿的婚姻中，那就是对民族和国家的不负责任。因此我必须与一位具有优秀北欧特征的女性生育其他孩子，我只是在为德意志民族的日耳曼帝国服务”。至于这些论点究竟是出自他内心的信仰还是安抚自己愧疚的托词，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未完没续